上周三傍晚，我在菜市场门口遇见个卖花生的老伯。他蹲在褪色的蓝布篷下，面前摆着两个竹筐，左边是带壳的，右边是剥好的，壳上还沾着暗红的泥。我蹲下来抓了把带壳的，指甲缝里立刻嵌进土，老伯笑着递过塑料袋：“刚晒的，脆生。”
他左手缺了小指，剩下的指节粗得像老树根，捏花生时却灵巧得很。我随口问：“这土花生是自家种的？”他抬头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：“后山那片荒地，我开出来种了三十年。”原来他年轻时在供销社当会计，退休后闲不住，把老宅后的山坡全翻了土，“城里人爱吃这种笨花生，说是没农药。”
正挑着，有个穿校服的女孩跑过来，马尾辫一颠一颠的：“爷爷，我妈让我买半斤。”老伯起身从筐底摸出个布袋，称的时候手抖得厉害，花生簌簌往下掉。女孩蹲下捡，他忙拦：“别弄脏手，爷爷重新称。”我注意到他称杆上的铜星都磨得发亮，秤砣是块青灰色的石头，刻着模糊的“1982”。
结账时他非要塞我两颗剥好的：“尝尝，甜不？”我咬开，果仁泛着淡粉，确实比超市的香。他突然压低声音：“前年城管来赶过，说影响市容。”顿了顿又笑，“后来我说，我这摊子比你们年纪都大，他们就走了。”
天快黑时，他的老伴拄着拐杖来送饭，铝饭盒里是白菜炖豆腐。老伯把花生壳扫进簸箕，动作轻得像在哄孩子睡觉。女孩的妈妈骑着电动车过来，车筐里放着刚买的花生，后座的女孩正剥了壳往妈妈嘴里塞，两人笑成一团。
我提着花生往家走，经过垃圾站时，看见老伯的蓝布篷被收进三轮车，车把上挂着个褪色的保温杯，杯身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——应该是他年轻时的奖品。晚风卷起几片花生壳，在路灯下打着旋儿，像一群没头苍蝇的蝴蝶。
